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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独行
作者:野蒿 | 时间:2016-10-08 17:56 | 字数:15111 字

短篇小说时光独行

我走出蒸笼一般的浴池后,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个深呼吸,如释重负。大众浴室依然沿袭着以往的经营模式,热手巾把在头顶上飞舞。池子里泡满了人,白花花的,像煮熟后飘了一锅的饺子一样。唯一觉得有所不同的是,洗澡的人大多是些老头儿,年轻人极少。冬天泡澡舒服固然舒服,但时间稍微长些,我便觉得心里闷得要命,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很佩服那些个搓澡工,不知道他们是一副怎样的身子骨,长时间处在缺氧的环境里竟然若无其事。我接过跑堂的扔过来的滚烫的手巾把,边走边擦拭头发和身上的水珠。当我走到我的座位前刚要坐下来时,猛地发现紧挨着我旁边的位子上坐着画家徐定一。他显然已经洗好了,正在穿衣服。从他无动于衷的表情上看,他还没发现我。座位挨得这么近,我若装作没看见当然说不过去。我做出了一种对偶遇感到十分欣喜的样子主动和他打招呼:“哎哟喂,这不是画家徐叔么?”他停止了穿衣的动作,仰着脸看我,眨巴眨巴几下眼珠子,大梦初醒一般说:“哟,是老扁啊?你也来洗澡?”这老东西,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叫我的绰号。我和他是老邻居,曾经在一个大杂院里住了几十年。从年龄上讲,他应该算是我的长辈。尽管我也是个奔六十的人了,但在他面前,我仍然是小字辈,所以他叫我什么我都无可奈何。再说,也怨不得别人,我脑袋长得确实授人以柄。后脑勺基本上是平的,刀削一般。缺损的部分被挤压到了脑瓜子两侧。配上尖下巴,整个头型从正面看上去像个倒挂的等腰三角形。这副尊容,当然谈不上英俊帅气,不过倒时常能引人注目。我小的时候,有人说我是襁褓之中睡狠了,把脑袋生生睡扁了。我不知道那个说法是确有其事呢?还是人家讽刺挖苦我。其实,我现在洗澡基本上都是去洗浴中心。澡资虽然贵点,但环境好,人也不会很多。洗好后换上睡衣,躺在有空调的休息大厅的沙发上看看电视,喝喝茶。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是最理想的消磨时间的场所,像这种大车店似的普通浴室我已很少涉足,今天是个例外。我说:“画家,你一人来洗澡?小三儿没陪你?”嗬嗬,别误会,此小三儿非彼小三儿,彼小三儿也不可能陪他进男浴室,小三儿是他的小儿子“巴鼻子”。巴鼻子眼睛小小的,鼻梁塌塌的,像京剧舞台上的丑角。当年,我们大杂院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几乎都有绰号。“老扁”“巴鼻子”“豁豁”“小耳朵”“吸血鬼”。小耳朵是因为他的耳朵旁平白无故冒出个肉丁,乳头似的。吸血鬼则是长着两颗尖利的虎牙,他一扮鬼脸,常把胆小的孩子吓得惊声尖叫。起这些绰号的依据,大多来源于各自身体上的缺陷,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叛徒温其久。孩子们之间都这么叫,叫得连大人们降贵纡尊也跟着这么叫,积习难改。“他忙,我不要人陪。”画家说。我擦干身体后,从包里拿出一条四角短裤穿上,接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我把打开的烟盒对着他说:“来一只?”“我早戒了,戒了多少年了。你抽烟哪?抽烟对身体不好,要少抽。”他说。我笑笑说:“我抽的不多,一盒烟抽两到三天。生死由命,抽,不一定短命,不抽,未必长寿,导致人死亡的因素太多太多。再说了,古今中外,地球上不知死了多少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人物,我算个屁啊!早死晚死早晚都得死,早死早投胎,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又怎样呢?”“嗳,话可不能这么讲,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贪生呢。你是没到我这个年龄,觉得死亡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无所谓。等到了我这个年龄之后你就知道了,人其实都是怕死的。”我问他:“您老今年高寿啊?”“八十有三。”他答道。我对他伸出一个大拇指,说:“了不起,八十三一人来洗澡,身体杠杠的。我父亲八十三就不如您了,洗澡得要我用自行车驮来,走路颤颤巍巍,和您比差远了。”“你父亲走了好几年了吧?”他问道。我说:“五年了。”他摇摇头,感叹道:“一晃五年过去了,快啊。你父亲年长我几岁,是个好人哪。”他又问道:“你母亲走了几年了?”我说:“快八年了。他俩相隔不到三年。”画家说:“那他俩感情好。”我有点听不懂,问他:“您这话从何说起?”他说:“感情好的夫妻,是因为先走的那位在阴朝地府日夜思念伴侣,整天以泪洗面,阎王爷看着心里难受,就把那一半招过来让夫妻团聚。三年为一道杠子,过了三年,阎王爷就不管了。”我说:“有这样的事啊?您老是怎么知道的?”画家对我的疑问有些不满,说:“你这个老扁,传说呗。”我说:“那我以后没事要经常和老婆吵吵架,免得万一她先走了,三年不到把我带走了。”画家说:“经常吵架的夫妻感情不一定不好,从不吵架的夫妻感情未必就好,说不清。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画家已穿戴整齐,刚洗完澡,脸上红晕晕的,像刚喝了二两,显得挺有精神,不像八十三的耄耋之人,只是头发全白了,皑皑如富士山顶的雪冠。他拎起装着脏衣服的塑料袋,身体顿了顿,对我说:“我先走了,你躺会儿?”我连忙说:“您慢走慢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香港电视剧在大陆热播,名字叫《戏说乾隆》,由郑少秋扮演皇上。这个皇帝老儿在小太监的唆使下微服出宫,进了京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经常光顾的澡堂子。乾隆爷和下里巴人泡在一个池子里感觉不错,很新颖,很别致,和在宫内沐浴大不一样。洗完了,以为该起驾回宫了,小太监小声说:“别介,皇上,得眯哒一会儿。”乾隆爷说:“啊?还要眯哒一会儿?”小太监说:“当然了,眯哒和不眯哒绝对不一样。”于是乾隆躺下来眯哒了一会儿。醒来之后觉得神清气爽,浑身有力,果然不一样,不禁龙颜大悦,回宫后赏了小太监。画家走后,我把堆在躺椅上乱糟糟的衣服整理好,拿出干净的保暖内衣穿上,然后点支烟,往后一躺,全身放松。我打算像乾隆爷那样眯哒一会儿,但我了无睡意,画家的身影始终在我的脑子里徘徊。说实话,我早就想写写他,写写这个颇有意思的人物,写写大杂院曾经的人和事,但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被称作灵感的东西迟迟不肯出现。结果,一次次地动笔,又一次次地半途而废。

我曾经居住过多年的大杂院,坐落于我们古城中心一条狭窄而悠长的巷子里,过去是一座很大的私人宅院,建于晚清。房子是木质结构,雕梁画栋,气宇轩昂。大门外有上马石和拴马桩。推开蒙着铁皮,铁皮上布满铆钉的大门是前院,当中立一照壁,照壁上满是“喜鹊登梅”,“洪福齐天”这些祥瑞图案的精美砖雕。照壁又叫“萧墙”。中国人受孔孟之道毒害太深,思想保守。弄堵墙挡在那儿,意思是自家的事情不愿让外人知道。为人处事讲求内敛,不张扬,和如今的三点式比基尼泳装是天上地下。另外,据说鬼走直线,不会拐弯,所以,照壁也起着将鬼拒之门外的作用。绕过照壁,两进高大的主体建筑先后呈现在眼前。它被两边的厢房连成了一个整体,组成了一个标准的四合院。盘根错节一般的房梁,被数十根粗壮的、根根落地的木柱托举着,墙的作用仅仅是为了遮蔽,即使倒了,房屋也不会垮塌。四合院的一个拐角处,有条外表不大显眼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扇月亮门,出了月亮门,是后花园。园子里有口井,井台上刻着“同治吕井九年”字样。井台的沿口,被经年累月的井绳磨出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凹槽。一个厕所,隐蔽在茂密的小竹林里。几间稍微低矮的一些的屋子还算整齐地伫立在园子的一角,看样子应该是过去大户人家给下人居住的地方。画家徐定一全家老小就住在这里,当然,他们不是下人。以上这些描写,指的是留在我很小的时候脑瓜子里的印象,只能点到为止,如果换了王安忆,一定会啰嗦个没完。到文革开始后,情况有些变化。首先是两扇高大厚实、布满铆钉以及两只大铁环的木门被房管局拆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大人们形容一拳头就能捣开的小木门,门楼子的高度当然也随之降了下来,原先的大气磅礴,变得缩头缩脑。个子稍微高点的人,进出这道门时,会本能地把头一低。接着是照壁被精力旺盛的红卫兵小将们砸个稀巴烂,所有的窗户上,那些用木头雕刻出来的花纹装饰也统统被捣毁了。天井屋檐上那些漂亮的瓦当被竹竿捅下来摔得粉身碎骨。悬挂在堂屋上高大的香火台、也叫神龛,被卸下来敲碎当成了柴禾。里面的供具,还有许多古字画,在天井里或被砸碎,或被付之一炬。

这座宅院虽然不算小,但“天翻地覆”之后住了近十户人家,几十口人,其拥挤程度不难想象。这家和那家,有的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夜里隔壁往便盆里小便的声音隐然可闻。像这样的居住模式,或者叫居住“单元”,或者叫居住“结构”,通常被人们称作“大杂院”,我以为,一个“杂”字,实在是恰如其分。第一是籍贯杂。我们院子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城市人也有农村人。第二是身份杂。有工人,有教师。有演员,有医生。有商店售货员,有人民警察。有老八路、新四军,也有画家徐定一这个右派分子。

徐定一被人称作画家那是后来的事,一开始他所从事的职业和艺术不沾边儿,不过他后来所干的营生好像和艺术也没多大关系。人们叫他画家,一是鼓励鞭策他,另外也含有一点戏谑的味道。他原先是一位中学老师,教历史。他当右派那会儿,我正在我母亲怀里吃奶,他倒霉当然与我无关。从我记事时起,“右派”这个词汇,就开始模模糊糊地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大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我只是从我父母偶尔的小声嘀咕中,逐渐知道了右派好像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是些读了许多书的人,思想反动,对红色政权心怀不满,他们念念不忘复辟资本主义。同时,也大致知道了徐定一为什么会成为右派。直到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大行其道时,我才知道,右派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有好多大老粗也被打成了右派。我总觉得这有点滑稽,目不识丁当右派,岂不是东施效颦?

我们这个地方雨量丰沛,一年之中有两次雨季,梅雨和秋雨。下起来没完没了,下得让人心烦意乱,尤其是秋雨格外讨厌。经过一个漫长夏天的煎熬,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人们都是盼望着能利用国庆假期去访亲问友,或者是挈妇将雏到公园儿逛逛,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徐定一为此尤为生气,一生气就发牢骚了,一发牢骚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老天都不拥护共产党,一到国庆就下雨。”我不知道他这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还是背后说的悄悄话不慎被人告了密。总之,他成了右派了。我父母小声嘀咕时,对他的下场有过评价,归纳起来两个字,活该!等到我长大后,我也觉得我父母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活该。那是什么样的年代,这种话能随便说啊?他这不是自找霉倒嘛。说实话,把他打成右派那是照顾他,真判他个十年八年不是没有那种可能。

徐定一被学校开除了,回家了。他当时不到三十岁,成家没多少年。徐婶儿没有工作,是个家庭妇女。她长得人高马大但皮肤很白,眼睛凹凹的,鼻子尖尖的,面孔有点像外国人。可是像外国人的她,为什么生了一个塌鼻子的儿子?这也我一直都想不明白的事。她性情非常温和,说话轻声细语,和她的外表有点不大相称。嫁给徐定一之后,我母亲形容,像抢场一样一口气生了仨,小三儿“巴鼻子”和我同庚。

徐定一这个人不是个凡人,这也是我很早就想写他的原因。他从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突然之间变成了无业游民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回家后,没闹情绪,没萎靡不振,更没闲着,他对新环境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大力弘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像只工蜂一样,不停地在花丛和蜂巢之间来回奔忙。他干过的行当五花八门。起先卖油条,天蒙蒙亮起床,到国营饭店的油条摊子上去兑油条,就是批发。当时油条三分五厘一根,他买的多,每根便宜五厘钱,他赚的就是这点差价。当一百根油条炸好装进篮子后,天已经大亮了,他拎着篮子走街串巷,至多两小时就卖完了,五毛钱到手。按当时的物价,五毛钱能买一斤羊肉,或买十个肉包子,或看五场电影,或到老虎灶打五十瓶开水。油条卖了一阵子之后不卖了,大概觉得五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他投入巨资,买了一辆板车。那年月汽车很少,作为城内短途运输,板车是生力军。国营运输公司有一只庞大的板车队伍,他们是正规军,徐定一只能当散兵游勇,捡一些人家不愿干的小活。毕竟他当过老师,城里各中小学校多少有些熟人,每年寒暑假将要结束时,徐定一的生产旺季也到了,他一趟一趟地帮那些学校从新华书店拉教材。除此之外,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平时添置办公设备,食堂购买柴米油盐,对他来说,也是笔很重要的活计。徐定一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徐婶儿也不甘落后,她把她陪嫁过来的缝纫机支起来,为街坊邻里缝缝补补,挣俩小钱贴补家用,一台缝纫机陪伴了她多少年。我每次到她家找巴鼻子玩儿,一进后院,总是能听见从她家屋子里传出的“笃笃笃笃”缝纫机的声音。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她当年做缝纫机时的模样,真的和瓦西里的老婆很相似。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闹将起来之后,徐定一的行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大帽子一顶顶在空中盘旋,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叠加到他那颗已经有了一顶帽子的脑袋瓜子上。徐定一变得有些诡秘,他开始悄悄转行。文革是个大搞政治的年代,标语口号,领袖画像语录满天飞,徐定一顺应历史潮流,开始制作应景的宣传品,这也是他“画家”这一雅号的来源。

他迫于生计、制作的那些勉强能被称作为“画”的东西,大多是些条幅。上方是闪着光芒的领袖头像,下面是简短的最高指示。只是,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内容也会经常做些适当的调整。从“老三篇”“四个伟大”到“五七指示”“三要三不要”。四人帮被粉碎后,条幅上又及时出现了“你办事我放心”“两个凡是”这样的内容。随后,政治口号靠边站,梅兰竹菊,花鸟鱼虫粉墨登场。那些条幅的制作方法我一本全知。他先用绢帛制版,工艺稍显复杂,难以描述,然后用油墨印刷,成批生产。开始色调单一,往后熟能生巧,逐渐发展到能套色。再后来,他请原来的同事、中学的物理老师帮他弄出了一台静电机,往画纸上植绒。制成后的条幅,手摸上去,人物和字有了明显的立体感。我有时去他家找巴鼻子,巴鼻子若不在家,我会看着徐定一制作那些条幅。他将蒙了绢帛的木框放在一摞裁好的白纸上,手里拿个蘸了油墨的滚筒,放进木框,用力向前一推,一张画就做好了。绒画的制作步骤类似,只不过推在纸上的不是油墨而是浆糊或胶水一类的东西。然后将它放在静电机下,一通电源,极细的绒毛就被吸附在粘合剂上,等晾干了就万事大吉了。他工作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的自画像,我当时对那些一无所知。有次我忍不住问他这老头是谁?他说是外国的一个大画家。可我怎么看都觉得那老头不像画家,倒像个拾破烂的。他头上戴着一顶破帽子,嘴里衔着烟斗,烟斗里正冒着烟,袅袅腾腾的。他的一只耳朵被白布缠得鼓鼓囊囊的,我问徐定一,他耳朵怎么啦?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被人割去了?徐定一说不知道,连徐定一都不知道,我当然更不知道。实际上,直到今天,我对绘画依然一无所知。伦勃朗也罢,达芬奇也罢,管他是谁,画得像的,我认为就是好画,如美得艳乍的《在沃纳划的船上》。而毕加索把半个屁股和半张脸拼凑在一起的做法我并不认同,他的画法与其说是抽象派,毋宁说是抽疯派,徐悲鸿先生也持同样态度。他当年去欧洲求学,拜会了许多著名画家,但就是不愿和毕姥爷打连连,他的做法,倒是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既然说到绘画,就不妨顺便谈一点我对绘画以及由此而引伸开来的一些事物的看法。可能有些偏激,甚至是胡说八道,放臭屁,但我只能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认为中国画不懂透视法,无论工笔,写意,还是泼墨,画面没有景深,因而显得呆板迟钝,远不如西洋油画鲜活逼真,简直不能称其为绘画,就像中国的民乐不能称其为音乐一样。二胡的表现力穿透力和小提琴不可同日而语,只要拥有一架钢琴,就应当将琵琶唢呐笛子笙箫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股脑地扫进垃圾桶里去。文革年代尽管左得邪乎,革命者一边高声批判崇洋媚外,同时又不得不依赖西洋乐器为样板戏伴奏。旋转的华尔兹高贵典雅,是牡丹花;忸怩的秧歌舞土得掉渣,只能算狗尾巴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台上看不见中国人的身影,祖宾•梅塔这个印度人倒是时常出现,还有小泽征尔。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请注意“应当”二字,那是因为领袖深知,近、现代,中国对人类几乎没什么贡献可言。老祖宗倒是不赖,弄了个四大发明,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立了大功。可后来就不行了,无了无休的争斗,杀伐,并由此滋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缺少仁德的霸主和昏君。皇权神授、孔孟之道、小农经济,这些东西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想象力、创造力被扼杀,个个变成了顺天知命的奴才只为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位堪称天才的人物出现,国民浑浑噩噩,只是无端地消耗着地球上宝贵的氧气,宝贵的水源以及宝贵的粮食。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无数伟大的人物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发明家,大艺术家,大文豪,大科学家,等等。他们如宝石般璀璨夺目,把人类混沌蒙昧的夜空装点得星光灿烂。这样一个事实,每每想起来,心里就觉得万分悲凉。扯远了,再接着说徐定一。尽管徐定一搞的那些个玩意儿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但从他挂着梵高自画像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还是想把自己的行为往艺术上靠的。

他生产的那些产品去了哪里呢?原来他的身后有着一支业务熟练,作风顽强的销售团队———是一帮聋哑人。我曾听人说过,说聋哑人长得都挺标致,我觉得此话不无道理。他们周期性地光顾徐家。每次来时,三五成群,有男有女,阴阳搭配十分协调。他们的年龄不到三十岁,男的英俊,女的妩媚。他们穿戴得十分洋气,肩上背着时髦的挎包,无声无息地直奔后院。我估计我们大杂院里除了徐定一夫妇之外,没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连巴鼻子都不知道。普通人可以从口音上大致判断出他的籍贯,对聋哑人你没办法。

徐定一和聋哑人做交易的场面我见过。那些哑巴嘴里呜哩哇啦,打着类人猿使用的手势,和徐定一就东西的质量、价格进行协商,徐定一竟然心领神会。谈妥了,聋哑人付钱。随后,将那些条幅一捆一捆地塞进挎包里,背着走了。背到哪里去了呢?背到各企事业单位去了。他们找到单位工会主席,将这些条幅拿出来往主席办公桌上一放,嘴里依然呜哩哇啦,打着类人猿使用的手势。他们死缠烂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工会主席脑袋要爆炸,算了,掏钱完事,跟他们有理说不清,他们是残疾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献爱心吧。那些条幅,有的被挂在会议室墙上,有的不知被扔到哪个角落。我们单位的会议室里就挂过这种东西,我远远地就看出来了,我对它太熟悉了。我仔细辨认过,像鉴宝一样,但是看了半天,最终认定它不是出自徐定一之手。看来吃这碗饭的人,并非他一个。

徐定一离开学校应该说是因祸得福,没人再找他麻烦,尤其是红卫兵,人们把他忘了。只是,有那么一段时期,街道居委会要求他每天傍晚必须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去请罪。“请罪”的性质大概和过去皇上发“罪己诏”差不多,只是程度差远了。除了下雨,每天到时到点,大杂院里的人都会看见徐定一手里拿着个用硬纸壳做成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右派分子徐定一”出了大院上岗去了。我有时偷偷尾随他,他也不走远,出了巷子口,往人行道上一站,将牌子往胸前一挂,身体笔直,脑袋一低,像为谁默哀似的。站个个把小时收队,吃过晚饭洗完澡,他挎上曾经装过油条的篮子,篮子上面盖着布,里面放着红金、飞马、大前门香烟,还有酥糖、瓜子、花生米、茶干,要出门。他这是要干什么?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高压的状态下,我们这条幽深的巷子里竟然隐藏着一个秘密赌场。我父母也是教师,当然决不允许我去那种场所,但强烈的好奇心一次次地驱使我想去一探究竟。我要巴鼻子陪我去,他不肯,说他爸就在里面,看见了会揍他。我要豁豁陪我去,他胆小,也不干。豁豁有点兔唇,但不严重,说话与常人无异。后来还是叛徒温其久仗义,陪我去了一次。温其久真名叫温小宝,我们叫他温其久的时候,样板戏《杜鹃山》还没问世,我们是从小人书中学来的。小人书中的温七九子想叛变革命,他哄骗赤卫队员交出了子弹。李石匠心存疑虑,于是悄悄留了两颗,温七九子不知道,以为子弹全部到手,大功告成了,突然变了脸,要解散赤卫队,或者叫人家跟着他去投靠刘麻子当土匪。李石匠终于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说:“好一个温七九子,你失算了,我枪膛里还有两颗子弹呢。”正在这危急关头,乌豆,就是样板戏《杜鹃山》里的雷刚,他来了,大伙儿向乌豆报告了温七九子的所作所为。乌豆准备大义灭亲,因为温七九子是他的小舅子。温七九子一看形势不妙,想跑,乌豆一抬手,“叭”,一枪把温七九子给打死了。文革时期,拍了许多“拆烂污”的电影。其实那些被改编的原著写得真是挺不错的,比如《闪闪的红星》。那是一部中篇小说,作者叫李心田。小说写得很真实、很感人,看得我差点落了泪,可电影拍得狗屁不如,一个“假”字贯穿始终。尤其是结尾,潘冬子穿着崭新的红军军装,背着小马枪,兴高采烈地走在万花丛中。突然那些花动起来了,原来花下隐藏着乡亲们。他们站起身子朝着潘冬子使劲摇晃着手中的鲜花,那做派就像在首都机场迎接外国元首一样,就差嘴里没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种残酷的战争年代,加之旧中国积贫积弱,劳苦大众吃不饱穿不暖而且愚昧无知,怎么可能有那样的雅兴?我猜那个导演的脑袋八成是叫阳台上掉下来的花盆给砸了。文艺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一要真实,二还是要真实。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你弄出来了,你就是在骗人,你就是个骗子。当然,魔幻现实主义除外,如莫言的《生死疲劳》。

我和温其久悄悄地去赌场,打枪的不要。整条巷子里是一个个大杂院,我俩走进那座院子时,门口似有人在放哨,放哨的见我们不是生人又是俩小孩就没干涉。我走进赌场后,看见天花板上吊着的灯泡正散发着昏黄的光。灯下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最外面的站在板凳上。屋子里乌烟瘴气,赌徒们压低嗓子在推牌九。我看不见桌子上的内容,只听见庄家在小声地喊:“下了下了,天地人无常,猴子来帮忙。”“下了下了”我懂。那些围了一层又一层的人并非看热闹,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把钱压在除了庄家之外的另三个人的头上。庄家赢了,钱被吃掉,庄家输了,压多少赔多少,压,又叫下。但后面那句话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会推牌九朋友,朋友说没听说过。可我明明听见庄家是这么喊的:“下了下了,天地人无常,猴子来帮忙。”难道是我听错啦?我看见了徐定一,哦,他现在是画家了,他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将篮子搁在大腿上静静地等候着,等候那些赢了钱的人前来消费。他见到我,对我微微一笑,那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苦笑。我看了一会儿,有些害怕,我悄声对温其久说我们走吧,此地不宜久留,应当马上转移。万一警察从天而降,完了,一个也跑不了。可奇怪的是,直到文革结束,赌场一直安然无恙,简直不可思议。其实,我们院子里就住着一个警察,连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他难道会不知道?也许是那个年代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把人逼得要发疯,生活贫穷枯燥无味到了极点,网开一面,让老百姓赌个小钱,算是作为一种精神调节吧。

有人说,日子不是过的,是熬的,我觉得说的对极了。想当年,全中国人民都在熬,画家当然也在熬。熬啊熬,终于熬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终于熬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画家徐定一终于咸鱼翻身了,他头上那顶就为了一句话而戴了二十余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邓小平同志拎起来扔到太平洋里去了。工作恢复了,他重新回到了学校。离开讲台多年,业务早荒废了,教书是不可能了,学校安排他搞后勤。食堂里的伙食卫生,学生宿舍里的规章制度,教职工家里房屋漏水停电停气,这些都在他管辖范围之内。画家人到中年,诸事顺遂,身体也渐渐开始发福起来。然而,世事沉浮无定,盛极而衰否极泰来,万事万物都脱不了这个规律。人不能总是倒霉,也不会事事称心,老天爷在给你一颗糖豆子吃的同时,也会想方设法地弄块苦瓜让你尝尝。就在画家每天背着双手,在校园里悠徐闲散地东张西望之时,小三儿,就是巴鼻子,犯事了。

画家头两个孩子都是闺女,中学毕业后相继去了农村。大概大女儿觉得自己有个右派分子的老子在面前挡着,回城的希望实在渺茫,坚持了几年之后干脆嫁给了大队书记的儿子。当时,大杂院里的人都为之唏嘘,因为她的做法意味着她可能会永远成为农村人。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改革开放后,书记的儿子承包池塘,成了养殖专业户,发财了。夫妻二人相亲相爱,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二女儿随着返城大潮重归故里,被安排在百货公司当了售货员。巴鼻子按政策留城,没下过放,后来不知怎么七弄八弄进了印刷厂当了一名操作工。每天站在机子旁,身体像划船似的,随着机器的开启与闭合而前后摇摆。左手捻出成品,右手送进白纸,机器人一般。巴鼻子是老小,又是家中唯一的男丁,从小被父母溺爱,有点娇生惯养。他老实,脑子少根弦。当了工人了,多好啊,虽说很枯燥,但到月拿工资,这让当时还在农村修地球的我羡慕得要命。可是这个巴鼻子身在福中不知福,抑或是被机器把脑子摇坏了,竟然长期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搞在一起而跌入罪恶的渊薮。1983年“严打”,被当作流氓团伙的成员,一网给打了进去。团伙头目被枪毙,他是骨干成员,被判了十年。其实,他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参加过几次斗殴,没出人命,只是打得头破血流。头目家盖房子,他帮着从单位里偷了一点建材,值不了多少钱。但他赶在风头上,撞在枪口上,算他倒霉。到了劳改农场后,有一次稀里糊涂地越过了警戒线,被认为有越狱的企图,又加了两年刑期,巴鼻子可真亏大发了。到了八十年代末,我下岗了。下岗后我考了驾照,之后,东拼西凑了几个钱,买了一辆二手出租车,整天东奔西跑地混口饭吃。有一天,画家找到我,嘴里支支吾吾地说想去农场看看小三儿,意思是要我开车送他。我说徐叔,一句话。我和巴鼻子是发小,互相看着长大,交情大大的。他出事后,我还没去看过他,正好,我送您去,我不要车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巴鼻子服刑的B农场,离我们古城将近200公里。我和画家清早出发,因为当天无论如何要赶回来。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的车到了B镇。画家示意我在一个卤菜摊子前把车停下来,我顺便下车活动活动腿脚。这个巴掌大的小镇上,警察多得简直离谱。抬眼望去,到处是警察。画家因为来过,情况比较熟悉。他告诉我,说我们已经站在劳改农场的地界上了,B镇是场部所在地,所以警察多。犯人的劳动区,生活区在前面。

出了B镇,车子行驶在一条垦荒时修出来的土路上。路面大概是下雨时被大车碾压过,到处坑坑洼洼,我们的车像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车速根本提不起来。画家告诉我,这个农场是荒滩围出来的,最初是上海人弄的,专门关押上海籍犯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取消了对户籍的限制。小三儿在八大队,还有一段距离。我一边注意路面,一边朝窗外看。窗外是大片农田,农田如操场一般平坦。灌溉渠里的水波光粼粼,亮得耀眼。田里的庄稼大部分已被收割了,剩余的东一块西一块将田野染成斑驳的颜色,如同一幅油画,一群鸽子在低空盘旋。我看见一群一群的犯人就在不远处的田间劳动,他们理着光头,穿着统一的囚服。见到我们的车子,全都停了下来双手拄着锄头或锹,眼睛盯着我们看,看的我心里直发毛。这帮家伙可都不是什么善茬儿,万一暴动,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杀将过来,我和画家顷刻之间都会变成肉酱,就算有再多的警察想救我们,那也来不及。

就这样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八大队。画家下车后,轻车熟路直奔队部,我将车门锁好后跟着他。我看见画家进了办公室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出来了,和他一同出来的还有一位管教干部。那人吆喝了一声,立马从附近跑过来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大约二十几岁,瘦瘦高高的。他头上戴着一顶簇新的草帽,五官长得很端正,甚至可以说很清秀。他身上穿的衣服告诉我,他也是一个犯人。管教干部对他说:“去,把徐斌叫来。”徐斌就是巴鼻子。管教干部安排好之后转身进了办公室。那小伙子应声去了,我猜他可能是个小头目。

在等待的间隙,我打量着四周,四周全是一座座长长的平房,平房整齐地排列着。每排房子面前,都栽着一溜的泡桐树,泡桐树已经长得十分粗壮了。树上的叶子在暮秋的日光下有些无精打采,偶尔有枯黄的树叶翩然落下,在空中打个旋,像失速的直升飞机一样掉到地上。它们开始谢幕,叶子落尽后,泡桐树进入蛰伏,等着来年的春风把它们再次唤醒。树下每隔一段距离,摆放着一圈儿像街心公园给老头们打牌下棋那样的石凳石桌,蛮温馨的。屋顶上有只斑鸠在咕咕地鸣叫不止,几只麻雀落在附近的地上蹦蹦跳跳,没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之后“呼”得一声飞走了。一条脏得像灰狗一样的白狗在不远处游荡,它游荡到一棵泡桐树下,对着树根嗅了嗅,突然翘起一只后腿撒尿,撒得淅淅沥沥,像得了前列腺炎似的,撒完后义无反顾地走了。我和画家在石凳上坐下来抽烟,坐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冰屁股,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弓起腰将它垫在下面。就在这个当口,我看到了不止一支收工的队伍,吃午饭的时间到了。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农具像枪一样扛在肩上。要不是清一色地理着光头,要不是身穿统一的囚服,要是他们嘴里再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那他们简直就是一队队刚刚打完靶,准备回营房的战士。

时间不长,那个小头目领着巴鼻子来了。我和巴鼻子暌违数载,这一见让我骇然失色。理着光头是当让的喽,穿着囚服是当然的喽。他胸前印着白色的阿拉伯数字“308”,和《流浪者》里拉兹的编号相同。他瘦得像张艺谋一样,脸颊瘪得如同被人踩了一脚的乒乓球。他精神委顿目光呆滞,他面色晦暗毫无光泽,浑如出土文物一般。他脚上穿着一双胶底鞋,鞋后帮被他踩在脚下。天已经很凉了,他光着脚没穿袜子,皴裂的脚后跟上,有殷殷的血迹。这个巴鼻子,他为他的恣意妄为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走上前,给他来了一个热情奔放的西方礼节式拥抱,巴鼻子身体僵硬一脸木然,我等于和一根木头桩子亲热了一回。那个小头目一直寸步不离地站在旁边,我忽然明白他是干什么的了,他的任务是监视。画家从包里拿出一包烟握在手心里,他走到小头目身边,见四下里没人朝这边看,迅速将香烟塞进小头目的口袋,小声对他说:“小兄弟,行个方便。”我猜那小头目肯定不是第一次经历此事,他面无表情,没事人一样。他慢慢地后退几步,在离我们大约五米远的地方停下来。他将身子靠在一棵泡桐树上,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袖珍收音机。他一边用眼角眄视我们,一边调台,一直调到收音机里传出一首老掉牙的流行歌曲。

坐下来之后,画家从包里拿出了在B镇买的烤鸭、猪蹄和五香蛋,把它放在石桌上。巴鼻子不说话,他打开塑料袋,用手抓起烤鸭猪蹄便啃。我点上一支烟,眯着眼看他。他吃得很卖力,很迫不及待,犹如一匹饥饿的狼捕获到了一只肥嫩的羊。画家用无限怜悯与柔情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小三儿。少顷,画家轻轻地问道:“怎么样?”声音小得只有我们三个人才能听得见。巴鼻子不做声,仍旧吃,吃得很卖力,吃得很迫不及待。忽然,我发现豆大的泪珠从他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一颗接着一颗,前赴后继。泪珠掉落到胸前的衣服上,改变了运动轨迹之后被弹落到地上。巴鼻子边吃边流泪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同样是只有我们三个人才能听得见的话:“不是人过的日子。”哎哟喂,这样的场面我之前从未遇见过,太震撼了。一个男人,如果不是伤心到了一定的程度,是绝对流不出这样的泪水的,我的眼睛发潮,心里比剥毛豆剥翻了指甲壳还要难受。画家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不难猜出。经过短暂的、如墓地一般的沉寂之后,画家叹了一口气,说:“怪谁呢?还不是怪你自己吗?说你你不听啊。现在知道喇叭是铜做的了吧?忍忍吧,出去之后好好做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徐叔,不说了不说了,小三儿已经知道错了。”接着我对巴鼻子说:“巴鼻子,吃,不够我开车再跑一趟给你买去。”巴鼻子说:“够了。”当时我就想,真该把街上那些个吃饱了撑的、成天就知道调皮捣蛋打架闹事的小兔崽子们一车子拉到这里来,让他们好好看,好好上一堂活生生的、遵纪守法的教育课。

1994年,巴鼻子提前一年被放了出来。回来后,他大姐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在街上开了一家小饭馆。因为位置不错,所以生意蛮好。没多久,他结了婚。老婆原先是他饭馆里的服务员,盘子端了没几天升级成了老板娘。那女的三十刚出头,长得非常漂亮。瓜子脸,水蛇腰。眼睛大大的,眉毛弯弯的。两片索菲亚•罗兰一样丰厚的嘴唇性感迷人。她脾气温和总是未语先笑,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齿像麻将一样整齐地排列着。暄腾的胸脯更是美妙得无法形容,弯腰时乍泄的春光令人目眩。屁股满月一般圆不溜秋,模样很是撩人情怀。我敢打赌,即使一尊雕像看见了她也会动心。虽然她是个二婚,但配巴鼻子这个上过“劳动大学”、快四十岁的老男人,那是绰绰有余啦。我曾带着我的朋友去他饭店吃过几次饭,算是照顾他生意。有一次我无意之中发现一帮烂仔在他店里吆五喝六地吃酒,而且觉得巴鼻子和他们的关系好像很密切。我把巴鼻子悄悄拽到一旁,低声问他,他们是什么人?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巴鼻子也不隐瞒,说是他以前道上的朋友。果然被我猜中了。我说巴鼻子,别怪我没提醒你,你是栽过一次跟头的人,可不能再犯糊涂,你别忘了你当年在劳改农场吃烤鸭时的样子,离他们远点儿,听到没有?你现在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不能再做事不经过脑子。你知道什么叫笨蛋吗?笨蛋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两次的人。巴鼻子说,你放心,我有数。我要是连这点道理都不懂,那我十几年牢饭不白吃了?他们来吃饭,我总不能撵人家走吧?我只做我的生意,赚我应该赚的钱,别的一概不参与。我说那就好。

时光进入2000年,旧城改造的战鼓把大杂院里的人统统擂了出来。搬走后不久,有一天我开车路过那里,我把车停在路边,跑到旧址上去看了看,算是凭吊。巷子里成片的老宅已被拆得稀里哗啦,像刚刚遭受了一场炮火蹂躏。几个拾荒者,一手拎着蛇皮袋,一手拿着铁钩在废墟上来回寻觅,寻觅有价值的东西。挖土机挥舞着粪勺一样的长臂在不远处忙活,翻斗车一如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象龟爬来爬去。完了,大杂院彻底完了,它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是应该为之欣喜,还是应该为之悲哀呢?我不知道。搬迁那会儿,我特别留意了一下。各家使用着不同的运输工具,从狭小的屋子里,把日常生活用具倒腾出来弄走。在一起住了几十年,就要分手了,永远地分手了,没有谁像影视剧里那样提议“大伙儿合张影吧”或是“哪天聚个餐吧”,没有。人们的脸上若隐若现着喜悦的神色,难怪,宽敞明亮的楼房正在向他们招手,他们没有理由不喜悦。然而不知他们想过没有,尽管大杂院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房间逼仄,几代同堂。没有洗澡间,没有抽水马桶,甚至连个像样的厨房也没有。冬天冷若冰窖夏天蚊子成群,阴沟时而堵塞,屋顶经常漏水。突遭暴雨,往往一片泽国。但是那种和睦的邻里关系,温馨的居家环境却是千金难买。鱼煎在锅里,哟,酱油没了,没关系,拿只小碗,去隔壁倒点儿,买来后还他。这家买了西瓜,切开后,每家送一块儿,给小孩解个馋。那家包了饺子,一院子里的人都跟着打了牙祭。张家夫妻拌嘴了,上门劝一劝。李家孩子挨揍了,过去拉一拉。大杂院里的人,亲亲热热宛如一大家子,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冬天,一场大雪过后,银装素裹,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争着用竹竿将挂在屋檐下的凌锥敲下来,小耳朵总爱拿在手上当冰棍儿吃。夏天的傍晚,洗完澡,身上被痱子粉扑得像“白老爷”一样的我们,被大人抱着放在天井的凉床上,凉床一家挨着一家。我们躺在上面,透过四四方方的天井,看天空被晚霞映照的七色云彩变幻出各种形态。归巢的麻雀成群结队地从眼前掠过,燕子在极高处飞翔。我们在等待,等待夜幕降临,等待夜幕降临之后故事会准时开场。这当儿,我们时常能看见居民小组长丁奶奶的身影出现在大杂院。她和大人们打着招呼,说些家长里短。她一会儿摸摸这个孩子的脑袋,一会儿拍拍那个孩子的屁股。她边走边用她那有些沙哑的嗓音喊道:“小心火烛啊,水缸装满水啊。”她提醒人们将水缸装满不是怕谁渴着没水喝,而是怕万一遇到险情,不至于远水救不了近火。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曾经的黄毛丫头领回了毛脚女婿,当年的楞头小子娶回了俊俏媳妇。再后来,我们的孩子也渐渐长大了……一桩桩一件件,太多了,数也数不清。然而,随着大杂院的消失,这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会出现了,就像“旅行者一号”探测器一样,飞入茫茫太空,一去永不回头了。如今,人们住在鸽子笼似的公寓里,一扇防盗门茧壳一般把自己包裹起来。邻里之间缺乏交流,人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淡漠。我自己也同样如此,自打搬进新居,住了十几年了,隔壁姓甚名谁?做什们工作?我一概不知,就更别说楼上楼下了。李奶奶说:“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不就是一家子了么。”小铁梅说:“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这些话,只有住过大杂院的人才能领会,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无从谈起了。

大杂院的老一辈已经走的差不多了,画家应该是硕果仅存的老人。他再一走,就该轮到我们这辈了。人世间其实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按秩序在这座舞台上表演着所谓精彩纷呈和索然无味的节目。无论何种形式,只演一个,演完了退场,下面的人接着演,永远不会落幕,只是再没你什么事了。这是游戏规则,人人必须遵守。也不得不遵守,因为没有谁能改变这个规则。不管你是乞丐还是个九五之尊的皇上。也不管你活得是窝窝囊囊还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最终殊途同归。

我从躺椅上直起身子,开始穿衣服。今天在浴室里呆的时间够长的了,该回家了。对了,哪天碰到巴鼻子,我要跟他说,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陪着父亲。让八十三岁的老人独自洗澡太危险了,万一跌跤,事情立马来了。人上了一定的年纪,生命其实就像烛火一样,经不起一点风吹浪打。别看今天还好好的,也许明天说不行就不行了。作为儿女,父母在的时候,要多尽孝心,不要等到他们突然走了,再懊悔就晚了。清明节烧再多的纸,头磕得哪怕山响,眼泪哗哗的,顶个屁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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